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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，是一个神圣而伟大的词语，说到母亲，每个人的心中都会充满甜蜜和幸福，母亲永远是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正值母亲节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名家笔下的母亲，感受那浓浓的母爱吧。
名家笔下关于母亲的片段
1、母亲是个好劳动的人。从我能记忆时起，总是天不亮就起床。全家二十多口人，妇女们轮班煮饭，轮到就煮一年。母亲把饭煮了，还要种田，种菜，喂猪，养蚕，纺棉花。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，还能挑水挑粪。
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。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，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，还会种地了。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，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，我就悄悄把书一放，挑水或放牛去了。有的季节里，我上午读书，下午种地;一到农忙，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。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。
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，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，也勉强过得下去。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，吃的是豌豆饭、菜饭、红薯饭、杂粮饭，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。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，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。赶上丰年，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，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。母亲亲手纺出线，请人织成布，染了颜色，我们叫它“家织布”，有铜钱那样厚。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，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。
——朱德《回忆我的母亲》
2、七七抗战后，我由济南逃出来。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，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。母亲怎样想念我，我可以想象得到，可是我不能回去。每逢接到家信，我总不敢马上拆看，我怕，怕，怕，怕有那不祥的消息。人，即使活到八九十岁，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。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，虽然还有色有香，却失去了根。有母亲的人，心里是安定的。我怕，怕，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，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。
去年一年，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。我疑虑，害怕。我想象得到，如有不幸，家中念我流亡孤苦，或不忍相告。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，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，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。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，使我不再疑虑。十二月二十六日，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，我接到家信。我不敢拆读。就寝前，我拆开信，母亲已去世一年了!
生命是母亲给我的。我之能长大成人，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。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，是母亲感化的。我的性格，习惯，是母亲传给的。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，临死还吃的是粗粮。唉!还说什么呢?心痛!心痛!
——老舍《我的母亲》
3、我廿二岁毕业后，赴远方服务，不克依居母亲膝下，唯假期归省。每次归家，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，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，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。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，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。
我三十岁时，弃职归家，读书著述奉母，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，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，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。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。
我三十三岁时,母亲逝世。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,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。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,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——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，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。她是我的母亲，同时又是我的父亲。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，我从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三十三岁，不，直到现在。陶渊明诗云：“昔闻长者言，掩耳每不喜。”我也犯这个毛病;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，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。所以现在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，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，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，觉得十分恐惧。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。
——丰子恺《我的母亲》
3
孩童挨大人骂挨大人揍是不免的，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任何挨母亲打的片段来;连最通常的打手心打屁股都没有了虽如此，母亲的惩戒更甚于打，她有揪拧的独门绝招。我说绝招，是她揪拧同时进行——揪起而痛拧之。揪或拧，许是中国母亲对男孩子们惯用的戒法，除了后娘对“嫡出”的“小贱人”尚有“无可奉告”的狠毒家法外，大概一般慈母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驱使下，总会情急而出此的。
在贵州安顺，有一年，家中来了远客，母亲多备了数样菜，这对孩子们来说，可是千载难逢“打牙祭”的大好机会了。我因贪嘴，较往常多盛了半碗饭，可是，扒了两口，却说什么也吃不下了。隔了桌子，我瑟缩地睇着母亲。她的脸色平静而肃然，朝我说：“吃完，不许剩下。”我摇头示意，母亲的脸色转成失望懊忿，但仍只淡淡地说：“那么就下去吧，把筷子和碗摆好。”在大人终席前，我不时偷望着母亲，她的脸色一直不展。也不言笑。到了夜里，客人辞去，母亲控制不了久压的情绪，一把拽我过去，没头脸地按我在床上，反丁两臂，上下全身揪拧，而且不住说：“为什么明明吃不下了还盛?有得饱吃多么不易，你知道街上还有要饭的孩子吗?”揪拧止后，我看见母亲别过头去，坐在床沿气结饮泣。从此以后，我的饭碗内没有再剩过饭。
——庄因《母亲的手》
4、在我一生中，母亲是最用精神来慰励我的一个人，十几年"教师"，"主妇"，"母亲"的生活中，我也就常用我的精神去慰励别人。而在我自己疲倦，烦躁，颓丧的时候，心灵上就会感到无边的迷惘与空虚!我想：假如母亲尚在，纵使我不发一言，只要我能倚在她的身旁，伏在她的肩上，闭目宁神在她轻轻地摩抚中，我就能得到莫大的慰安与温暖，我就能再有勇气，再有精神去应付一切，但是：13年来这种空虚，竟无法填满了，悲哀，失母的悲哀呵!
——冰心《回忆母亲》
5、我是一个最爱母亲的人，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。我六岁离开母亲，以后有两次短暂的会面，都是由于回家奔丧。最后一次是分离八年以后，又回家奔丧。这次奔的却是母亲的丧。回到老家，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，连遗容都没能见上。从此，人天永隔，连回忆里母亲的面影都变得迷离模糊，连在梦中都见不到母亲的真面目了。这样的梦，我生平不知已有多少次。直到耄耋之年，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，总是老泪纵横，哭着醒来。对享受母亲的爱来说，我注定是一个永恒的悲剧人物了。奈之何哉!奈之何哉！
——季羡林《我的母亲》
6、等我上了大学的时候,对于母亲的存在以及价值,才知道再做一次评价.记得放学回家来,看见总是在厨房里的母亲,突然脱口问道:"妈妈,你读过尼采没有?"母亲说没有.又问:"那叔本华、康德和萨特呢?还有.....这些哲人难道你都不晓得 ?"母亲还是说不晓得.我呆望着她转身而去的身影,一时感慨不已,觉得母亲居然是这么一个没有学问的人.我有些发怒,向她喊:"那你去读呀!"这句喊叫,被母亲丢向油锅内的炒菜声挡掉了,我回到房间去读书,却听见母亲在叫:"吃饭了!今天都是你喜欢的菜."
以前母亲除了东南亚之外，没有去过其他的国家。8年前，当父亲和母亲排除万难，飞到欧洲探望荷西和我时，是我的不孝，给了母亲一场碎心的旅行。荷西的意外死亡，使得父母亲一夜之间白了头发.更有讽刺意味的是，母女分别了十三年的那个中秋节，我们却正在埋葬一个亲爱的家人。这万万不是存心伤害父母的行为，却使我今生今世一想起那父母的头发，就要泪湿满襟。
母亲的腿上，好似绑着一条无形的带子，那一条带子的长度，只够她在厨房和家中走来走去。大门虽没有上锁，她心里的爱，却使她甘心情愿把自己锁了一辈子。
——三毛《永恒的母亲》
7、我敢说，母亲的烙饼，饭馆都赶不上，她在世的时候我们老说，应该开一家“张老太太饼店”，以发扬光大母亲的技艺，每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，就是好事临门也还是愁眉苦脸的母亲，脸上便难得地放了光，就连她脸上的褶子，似乎也放平了许多，对她来说，任何好事如果不是和我们的快乐，乃至一时的高兴联系在一起的话，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。
还有母亲做的炸酱面。
人会说，不就是烙饼、炸酱面吗?倒不因为那是自己母亲的手艺，不知母亲用的什么决窍，她烙的饼、炸的酱就是别具一格。也不是没有吃过烹调高手的烙饼和炸酱面，可就是做不出母亲的那个味儿。
心里明知，往日吃母亲的烙饼、炸酱面的欢乐，是跟着母亲永远地去了，可是每每吃到烙饼和炸酱面，就忍不住地想起母亲和母亲的烙饼、炸酱面。
——张洁《母亲的厨房》
8、那时我刚刚能记事的时候所能记得的第一件事：屋子里孤灯昏黄。灯光在屋子的四角留下许多暗影。糊着窗纸的木格外是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和几声荒村的鸡鸣。当我在朦胧中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看到母亲就坐在我的面前，她望着我，一串泪珠从她的眼角，扑簌簌地滚落下来。那些透过昏黄的灯光滴落在我面颊上的泪珠，几十年来，一直和母亲灯光下的身影一起，留在我的心底。
后来人们告诉我，那时候，我生病发烧，高烧一直不退，天黑的时候，无望的人们已经把昏厥不行的我捆进谷草，准备扔到门外，是母亲又从人们的手里把我抢了回来。于是，她整夜整夜地坐在我身边，知道我终于又睁开了眼睛… …
我的母亲从来没说她如何如何爱我，但当秋风刚起，门外场院边那棵高大的白杨树的叶子开始发黄的时候，她就坐在门边，一针一线地缝我过冬的棉衣。而当春风拂动，燕子归来的梨花细雨中，她又总是早早地把做好的面点和煮熟的鸡蛋，凡在柳条编的小篮子里，挂在我睡觉的那铺土炕的一角… …
——严阵《我的母亲》
9、在我们家里,母亲是至高无上的守护神。日常生活全是母亲料理。三餐茶饭,四季衣裳,孩子的教养,亲友的联系,需要多少精神!我自幼多病,常和病魔作斗争。能够不断战胜疾病的主要原因是我有母亲。如果没有母亲,很难想象我会活下来。在昆明时严重贫血,上纪念周站着站着就晕倒。后来索性染上肺结核休学在家。当时的治法是一天吃五个鸡蛋,晒太阳半小时。母亲特地把我的床安排到有阳光的地方,不论多忙,这半小时必在我身边,一分钟不能少。我曾由于各种原因多次发高烧,除延医服药外,母亲费尽精神护理。用小匙喂水,用凉手巾覆在额上,有一次高烧昏迷中,觉得像是在一个狄窄的洞中穿行,挤不过去,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,一抓到母亲的手,立刻知道我是在家里,我是平安的。后来我经历名目繁多的手术,人赠雅号“挨千刀的”。在挨千刀的过程中,也是母亲,一次又一次陪我奔走医院,医院的人总以为是我陪母亲,其实是母亲陪我。我过了四十岁,还是觉得睡在母亲身边最心安。
——宗璞《我的母亲是春天》
10、1966年，文化革命开始的一天，当时我在外面玩耍，听说家被抄了，赶快回到家，看到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，几个身穿红卫兵服装年轻人，打着“造反派”的小旗子，冲着母亲大喊大叫，母亲就象一个囚徒，站在家门外，面无表情，脸色惨白。几个暴徒似的红卫兵在翻、砸、骂，现在仍历历在目。还有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个亮闪闪的匕首，骂的都是文化革命最时兴的粗话，母亲已是五十几岁的人了，稍微把脚舒缓一下，马上就遭到拳打脚踢。我看到这种情况，就冲过去要和他们拼，母亲赶快把我拦住，狠狠地拧了一下我的耳朵，然后用眼睛瞪着我，示意不要有任何举动，我只有听母亲的话，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批斗母亲。就这样他们还不肯善罢干休，又钻出两个男红卫兵冲过来准备收拾我，母亲赶紧转过身护着我说,“你们冲我来吧，孩子小不懂事”。当时够抄家的条件也蛮有意思，不妨赘述：“人家问你这个街巷里，谁家有钱?有钱人是什么概念?他家的女人是穿过高跟鞋的，抹过红嘴唇的，烫过头发的，戴过戒指的，家里还有沙发的，甚至有学问的，这都是被抄家的理由。母亲白天在单位要写交代材料和随时批斗游街，晚上回到家还得强忍着悲愤，照顾全家惨淡的生活，操心儿女们的安全。深夜还偷偷地帮着父亲修改未完成的书稿，她百折不挠地在逆境中耕耘不辍。
——王蒙《我的母亲何正璜》